并不如烟的名士风流

来源：齐鲁周刊 作者：熊苇杭
2010年08月10日17:00

　　在齐鲁大学鼎盛时期，无论其教授还是学生，思想、个性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舒展，知识分子的风度自有一种“风日洒然”。
　　坐着讲课的老舍
　　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三年，老舍执教鞭于齐大文学院。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天考上齐鲁大学国文系的张昆河回忆，“我们大学一年级《文学概论》与《文艺批评》两门课的业课教授，就是声名卓著的新文学家舒舍予——老舍先生。”
　　老舍讲课，是坐着的。因为他有腿病。但讲着讲着，兴致上来，便也站起来，讲得逸兴湍飞时，常有妙语脱出，冷丁袭来，引得哄堂大笑。但老舍自己不笑，始终板着脸，一本正经。老舍介绍到开课的教材，都是他自己编的时，说：“我这是‘现蒸现卖’，讲不好，您哪——凑合着听。”一句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俚语，幽默而毫无教授架子。
　　在这里老舍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如《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大明湖》、《牛天赐传》等。身兼齐大“新文学教授”与“《论语》八仙”幽默大师双料头衔的老舍，操一口京腔，冷面妙语，纵横跌宕，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之讲课，大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轰动全校。不仅如此，作为讲问读写、板眼韵腔、说学逗唱等等皆擅的行家里手，他还在国文系一年两度的师生聚餐联欢会上，表演过地道的京戏清唱和笑倒全场的单口相声，并打出了一趟正宗山东杨氏查拳。
　　当时，老舍并不给学生们开《小说和作法》，但这毫不妨碍学生们把自己写的“称作小说、散文、诗歌的一类东西”，朝他手里塞。每逢下课，老舍腋下必云集起厚厚的一叠“杰作”，带回家。下次上课时，又是一摞。
　　然而，正当这教鞭执得春风得意的时候——1934年春末夏初，老舍却忽然辞职不干了。而是携妻将雏远赴青岛，再执教鞭于青岛山东大学，这着实令人费解。原来，老舍尽管创造了齐大历史上的几个“第一”，却也还有个似乎并不那么美妙的“第一”：北平优等师范毕业——仅为中专学历。在一些国故旧学同行看来：一个在英国靠教“中国官话”混饭吃的师范毕业生，有什么资格当堂堂的齐大教授？岂不是太破格了？再者说，国故旧学，这才是“真学问”；老舍教的那些“啊吗呢吧”之类白话文小儿科玩意，也能称其为“学问”吗？
　　而显然，国学研究实非老舍所长。他初到齐大之时，也曾向学校申报过一个旧学研究课题——《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研究》。不过，除于1932年在燕京大学学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唐代爱情小说》外，这“三礼研究”却一直未见成果。
　　于是，由老舍主编的《齐大月刊》，也就在“国学派”们的一片反对呼声中难以为继，未出满两卷，即改版为《齐大季刊》。而颇遭旧学诸君白眼视之的他，也由主编降为一般编委。
　　而生性倔强的老舍则于一怒之下，就此甩甩袖子，辞职不干了。
　　1937年老舍之所以又重返齐大，不仅是齐大的盛情聘请，乃是故乡北平已沦为敌手，青岛也沦陷在即，上海也岌岌可危，此时的老舍已别无选择无路可去了。
　　马彦祥与齐大“话剧风波”
　　1934年夏，老舍离济赴青，接替老舍而来的是青年剧作家马彦祥，年仅二十七八岁。
　　马彦祥不仅英俊潇洒，喜饰仪容，而且平易近人，很愿接近同学。每逢课余时间，他所居住的齐大老办公楼二层单身宿舍，常常学生满座，欢声笑语。如果说，当年老舍的到来曾在齐大校园内掀起了一股“新文学热”；那么，这位马剧作家的翩然而至，就又给这齐大校园吹入一股新文艺的春风。
　　1935年春，在马彦祥的倡议组织下，齐大话剧社宣告成立，学生纷纷报名参加。马彦祥对学生的话剧活动十分热心。不仅利用晚上时间，耐心讲解话剧原理和表演艺术，每周课余指导排练两次；而且从导演到舞台剧务，无不亲自承当，至于翻印剧本、购置道具、制造布景等等，则统统由他个人自掏腰包。
　　经过三个月紧张排练筹备，齐大话剧社向社会公演。结果，两剧演出场场爆满，轰动了济南。齐大话剧社旗开得胜，马剧作家乘胜追击。
　　不久，即又排练了另一个四幕话剧《女店主》，女主角由女生翁玉华担任。不料，正当已排练娴熟，即将公演之际，齐鲁大学校方突然下令停演。
　　齐大校方理由是：男女师生同台演出有恋爱之嫌，易受社会保守势力非议，于学校不利云云。当时的文理学院代理院长谭某，将校方禁令委婉相告，马彦祥听完后，立即愤然驳回，并当场提出辞职！虽经这位谭博士再三解释、恳切挽留，但马去意已决，不复置辞，掉头而去。
　　从此，马彦祥离开齐大，去了南京剧校。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先有老舍拂袖而去，后有马彦祥愤而辞职。那个时代的学人是有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坏脾气”的——所谓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并非唯独二人如此。
　　“于大神仙”于道泉
　　有洒脱的老师，就有不羁的学生。被称作“于大神仙”的于道泉就是其一。
　　于道泉是临淄区齐都镇葛家庄人，民国山东著名教育家于明信之长子，1920年山东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毕业，考入齐鲁大学。
　　许多年后，一位名叫崔德润的昔日齐鲁大学同学回忆：“谈到‘于大神仙’，确是一个怪人。有些事真叫人看不透。他要学一件事，就一下子迷进去，直至学会。学英文打字，他从山水沟破烂摊上买了一架旧打字机，埋在被窝里白天黑夜地练，不到一个星期，就打得很熟练了。什么奇门遁甲、八卦、图腾，奇奇怪怪的事，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1922年，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暑假来齐鲁大学讲学，正在校半工半读的于道泉，负责往油印室送印讲稿。有一次，于道泉问许地山：“您的《空山灵雨》我喜欢极了，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没有？”许答：“没有，但有人给我写信说，已把它翻译成世界语了。”于说：“给您写信的就是我。”
　　1924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和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在齐鲁大学演讲。当杜、泰两人在齐大发表演讲之时，一名齐鲁大学学生走到后台，不但用英语与杜威交谈了一番，而且竟然用梵语与泰戈尔攀谈起来。这学生即是于道泉。
　　泰戈尔在济南活动期间，于道泉始终陪伴左右，翻译工作均由他包办。于道泉用他流利的英语口语、夹杂着梵文印度语，以及不知何时从何处得来的渊博佛教知识，不仅向泰戈尔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而且把济南的千年佛教沿革史讲得头头是道。听得兴奋不已的泰翁当即热烈拥抱于道泉，并对其说：“你跟我到印度去吧，进我创办的国际大学，学习梵文、学习佛教。”已经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山东官费赴美留学生的于道泉，对泰翁学识、谈吐、风度已是十分倾倒，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于道泉随同泰戈尔一行人到了北京，但去印度“西天取经”的愿望却落了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于道泉，成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京漂”一族。
　　傅斯年看于道泉是一位大可造就之才，便推荐公派他去法国留学深造。于道泉不但去了法国，后又去了英国和德国，直到1949年才于去国14年后海归，进入北大与季羡林、金克木一起，成为北大东语系梵语三元老。
　　季羡林在《老友于道泉》一文里说：“我们平常赞美一个人，说他‘淡泊名利’，这已经是很高的赞誉了。然而放在于道泉先生身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他早已超越了‘淡泊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