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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结识栾调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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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调甫，我的父亲，是本世纪研究我国古代学术的一代学人。他出身小伙计，有不足五年的学历，却一跃而成为大学教授。他有许多奇闻轶事，有的书上说他是“一应奇特之士”。他早期苦心钻研墨学，被学术大师梁启超誉为“石破天惊之发明”，被文史学界称为“当代理墨名家”，“自孙仲容以后的第一人”。他以40年的精力，献身于我国文字学的研究，书刊上评价他“创立《字系说》，贡献最大。”他对《齐民要术》作了三大考证，50年代，被农学界称赞为“《齐民要术》研究开创之人”，“贾学第一功臣”。尽管可以从昭和15年日本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查到栾调甫(1889～1972)的名字和简历，还可以从一些文史书刊、资料中读到有关他的论述和评介，但是，平时却很少能从人们的口述中听到他。至于栾调甫的名字不为人所知的缘故，正如1982年12月21日《济南日报》刊登的袁兆彬写的《长眠英雄山下的一代学人》短文所说： “提起来栾调甫，许多济南人恐怕也未必知道，这原因，我想一方面是他研究的学问太专门、高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性格高洁、不求人知。” 是的，正由于父亲性格高洁、不求人知，因此，也就鲜为人所晓了。这使我忆起梁启超与父亲相结识的一段趣闻故事，一位知名度特高的大人物与一个不求人知、鲜为人晓的小人物，在探索祖国古文化的征途上不打不成交之后，并肩作战，成了亲密的同志和战友。 那是20年代初的事，学术大师梁启超耗费了20余年的精力研究《墨经》，写了《墨经校释》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当时墨学界颇有影响。书出版不久，梁启超极其意外地收到一份专事抨击、批驳他这部大作的文章《读梁任公墨经校释》，而文章的署名却是一名闻所未闻的栾调甫。梁任公读了这篇文章，大为震惊，一来是，过去从未有人敢这样评批他的著作;二来是，海内治墨界中，竟有超越他的“小人物”，梁启超下定决心要找到这个栾调甫，一睹其人，探个究竟。 就是这个为梁启超急于寻找的栾调甫，自15岁立志整理国故开始，就对墨子书发生了兴趣，用父亲的话来说：“《里经》是子书中有名难读的几篇书。……但是，因为难读的缘故，越足引起学者研究的兴趣。”后来他的兴趣与日俱增，发展到废寝忘食、入迷的地步。他薄视一切人间事，隐身到诸子百家故纸堆中去，读尽历代所有版本的墨子书和古今中外所有论述墨学的论文、著作。当得知梁启超出版了一本《墨经校释》，父亲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以能早睹为快。后来他托上海的一个亲戚购得，拜读之下，大失所望，对梁任公书中的校释，颇多异议。父亲认为“本书最大的缺点，是校释内随意改字、删字的办法。”此时，父亲研究墨学已是20个年头(1903～1922)，造诣颇深，他那后来为学者们大为赞赏的《名经注》早已脱稿，但他从不喜欢出头露面，一直未曾发表过什么文章。此时此刻，他看到梁启超任意窜改、歪曲《墨经》，觉得势必贻误后人，就再也耐不住性子，在那六月天里，挥汗不止，连夜赶写成《读梁任公墨经校释》一文。这是1922年的事。 这篇文稿，父亲亲手刻板、油印了40份，分发给海内同治是学的专家、学者，一行行竖文，毕恭毕敬，深深体现他那一丝不苟的精神。只是，我那生活在旧社会里，善良而又安分守己的母亲，不同意父亲去写那些批驳别人错误的文章，特别对待梁启超的大作。梁启超的大名，她是从课本上知道的，梁启超的事迹，是在课堂上听到的，对于这样一位学识渊博、誉载四海的人物、权威人士，更不能有损人家的面子，以免招惹是非。可父亲不听母亲的劝告，还是把自己的批驳文章寄出。当时颇有声望的大型刊物《东方杂志》在接到父亲那篇《读墨经校释》文槁后，不敢刊登，即转交给梁启超审阅。父亲对此不以为然，日后，他在《复王君景宋书》中写道：“学术之有进步，全在严格批评，不但纠正原书过失，免致遗误后学，且可促起作者警觉，使之慎重厥事。古来不少误说，……”是的，必要的批评还是应该的。 1925年暑假里，父亲返回家乡蓬莱省亲，把自己写的《读墨经校释》油印稿和梁启超的亲笔信交给爷爷看，二姊说：“那时，我也在爷爷屋内。爷爷看完以后，指责父亲没有学者风度，说什么可以批驳别人的错误，但不需要显示自己的名字，这真是趣事。当时爸爸没有说什么，我心里有点莫明其妙。后来，我明白了爷爷的意思，即写书为的明教世人，非为个人荣誉。”诚然，父亲自幼是遵循爷爷这一教导的，写文署名，本是正常的事，不足为奇。父亲著书立说写文章之所以署名，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胆敢认真负责，不顾个人得失，不畏权势，不询私情，不因梁启超之尊，而随声附和。他只知求真求实，而不求人知晓，所以，发给梁启超那份油印稿，照样也是孤另另的一份文稿，而不另作一书一字，正像梁任公日后给父亲的信函中所说的：“函内无书，又无发函地所，怅惆不可言。”这个栾调甫，何许人也?何处可以寻见?只凭借文稿中“栾调甫”和邮戳上“济南府”六个字，梁启超不无海里摸针之感! 那时，父亲居住在济南山水沟，那个在旧社会颇为人们唾弃的小地方，蛇街陋巷，狭窄泥泞，茅舍草棚，低矮拥肿。正由于此，山水沟在济南倒也成了块知名的地方。父亲在这里租赁住房一间，半边是灶屋，半边是小土炕，一家五口，夜里挤在上面睡。象这样的地方，这般家景是没有人会来串门的。那时，父亲在齐鲁大学博医会当编译员，整天家洋文来、汉字去地翻译、编辑着，像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也不会被入理采的。莫说是远在天津的梁启超无处打听，就是近在眼前，已经就学齐鲁大学，父亲同一个学校的孙碌，急于求见父亲，也没有打听到。这位后来成了父亲的学生，日后又活跃在文史界的孙碌，之所以急于求见父亲，是受其同乡世伯、墨学家张子晋的忠告：“齐东栾调甫先生，识弘才隽，为当代理墨名家，苟相值，务师之，足裨汝前途也。”以后，他之所以找到了父亲，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是在学校图书馆借书证存根上发现父亲的名字而找到的。梁启超之所以能打听到父亲，也是天公作美，有一定的偶然性。1925年，梁启超去上海，得知湖北的张仲如，言谈之中，得知父亲藏身之处。张君是1920年父亲初到济南，在江镜如博士家中认识的，仅一面之识，至父亲的《读墨经校释》问世以后，方有学人之交。 梁启超返回夭津后，旋即给父亲写了亲笔信，一封中式信封，下款印着“天津意界玛尔谷路二十五号梁缄”字样的挂号信，信封上清晰地盖着“天津府，十四年五月十四”。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调甫先生：两年前，曾得邮寄尊著《读墨经校释》油印稿，读之頫首至地。” 这里所说的“两年前”是指的1922年6月，也就是说梁启超花费了三年的时光才找到父亲。 这篇《读墨经校释》发表以后，隔年《东方杂志》又登载了父亲的《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一文，这两篇文章犹似两只铁拳呈现在墨学界，被人传之为“栾师两打梁任公”。诚然，父亲是毫无打击梁任公之意，他的《读墨经校释》只是有理有力，但却又是极其谦诚地论证粱任公的差错，毫无妄自尊大之心，正象父亲所说的，“(一)校释完全与我相同的，不必讲;(二)校释的理由，虽觉可信，但我一时尚未完全领悟的，不能说;(三)校释的理由，虽觉不充足，但我一时尚未能彻底指证的，不敢说。这三个条件，前一，有我作的《名经注》在，后二，唯有等着我能领悟，或指正的时候，再来请教吧!”父亲的这“三不说”，四川学者伍非百深有感触地说：“可见栾君对于著者、读者虚心与诚意了。余愧不如栾君之谦怀，苟有所见，辄说说不已。” 不仅如此，父亲多次、多处地对梁任公深表敬重，他对于梁任公“这样长期研究的精神，实在是非常敬重。所以现在本着我敬重的心意，愿把我读这书不同意的地方，与我认为是缺点的，一一写出来。”“假定我说的完全无误，那原书著作的价值，仍然存在。那是他著作的精神，也靡有丝毫可以轻藐的，”“所以，我读这部《校释》，虽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我对于作者这番勤力，却是自始至终，只有敬重，而无丝毫轻藐的心，就是读我这篇的读者，对于本书亦当如此。” 父亲一贯坚持以理服人，反对以势压人。以反映我国古文化的真实面目为宗旨，也反对那种抓住他人的一些错误不放，一棒子打死，来提高自己，父亲在给张仲如的论学信札中，可以透视他这一点：“其实余于任公之作，并不薄视，且极推重之，如牒字例，辩无胜解，皆极精确，……今之少年，好祗诃前辈，摘人疵累以为快，此种风气不除，殊非学问前途之福。竞念不除，学问必不能臻绝顶……真学问家，非徒无竞念，亦不知有人我也。”梁任公也很谦虚，他读了父亲那篇《读墨经校释》后，自检一过，认为，“我自己也将十年来随时杂记的写定一篇，名曰《墨经校释》，其间武断失解处诚不少。”他称谓父亲，“今世治先秦学者多矣，既能入，又能出，所见未有如公者。”在他的信函中，和日后的文章里对父亲的评论和称赞，以及在学术探讨上的那种服从真理，尊重他人的高尚品德，实不愧为一位著名的学者。 梁任公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燕齐咫尺，何时能奉手商量旧学?”随后，他不耻下问，专程来到济南会见了父亲，这时，父亲早已迁居齐鲁大学。这座由洋人办的洋学校，洋人身居那些不同格调的大洋房，中国人却住在统一规格的小平屋。当梁启超走进东村五号父亲住的小平屋里，以极其兴奋的心情会见了那不求人知的“小人物”。他带有神秘感环顾了一番这座房舍，室内四壁，顶天立地数不清的古旧书籍，墙脚是成堆的文稿、故纸，即连卧室也是到处堆着书册，除此之外，只有一张没有抽屉、退了漆色的四方桌。父亲日夜俯案书写，写下了上百万言的文稿，今天，也就是在这张桌子上，梁启超与父亲进行了难得的畅谈。梁启超似乎已感触到，在这死寂的乱书窝五号住宅中，却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因此，他直接了当地提出来济南求见父亲的第二个目的，那就是要聘请父亲去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共商旧学，他说那里可以为父亲提供优越的研究环境和条件，而且可以享受超出父亲现薪六倍的高薪。父亲婉言谢绝了。梁任公的济南之行虽然未能聘请到父亲，但能会见这位“性格高洁、不求入知”的一代学人，而且得以畅谈数日，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
